中文笔会成员独立作家-胡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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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尊重人权还是蔑视人权 [Original] 2006-6-3 12:04am

尊重人权还是蔑视人权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法国巴黎夏洛特宫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当时58个联合国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有两个国家――洪都拉斯和也门――的代表团缺席;8个成员国弃权,它们是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和南非。
在起初,《世界人权宣言》只是一份意向性的声明,后来得到了充实,并且以国际法的形式得到确定。经过长期的不懈斗争,如今,人权观念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虽然还有某些国家的政府在实践中并不尊重人权,并不认真履行相关的规定,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于公开地反对人权;来自国际社会对那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尽管未必都能起倒制止或纠正的作用,但是,很少有几家政府敢于对这种批评无动于衷。
人权观念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连人权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人权。我们知道,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当局对人权观念仍然采取全盘拒绝的立场。它把人权观念斥为“资产阶级观念”。此后,中共对人权的态度逐渐转变。近些年来,中共已经表示接受人权观念,并同意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围绕着人权观念的争论就已经结束。现在,反人权者的基本策略是接过人权的词句,但歪曲其内容,用以抵制人权的真正要求。
应该承认,反人权者之所以能够曲解人权的含义,那也和流行的人权理论本身的混乱有关。正象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写道的那样:“因为在西方,人们并不生活在集中营的威胁之下,可以随便说、随便写,所以随着人权斗争的逐步开展,它的具体内容全部失去了,直到最后变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事情的共同态度,一种把所有的愿望变成权利的力量。世界变成了一种人权,一切都变成了权利:爱情的愿望变成了爱情的权利,休息的愿望变成了休息的权利,友谊的愿望变成了友谊的权利,开快车的愿望变成了开快车的权利,幸福的愿望变成了幸福的权利,出版书的愿望变成了出版书的权利,深夜在街上大喊大叫的愿望变成了深夜在街上大喊大叫的权利。”按照这种被稀释、被泛化的人权观念,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实现人权,未来也不可能充分实现。人权概念变得如此漫无边际,那不是增加了它的力量,而是削弱了它的力量。
尽管现有的人权理论本身就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要反驳目前流行的那些反人权理论,我们还用不着涉及到那么精细的地步。
现在,反人权者最常用的办法无非是以下几条:1、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否认人权观念的普遍性,2、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名义排斥和推迟言论自由一类权利,3、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个人权利。另外,作为以上三条的共同基础,则是强调所谓国情。最后,还有一种抵赖战术,“我们的人权状况有问题,你们的人权状况也不完美,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谁也别说谁”。前面几条,我早先写文章已有所批判。这里,我不妨对最后以条略加辩驳。
江泽民说:“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情况是完美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的人权情况有问题,别人也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话不对。世上没有完人,凡人皆有过错,但那是否意味着世人就无好人善人与坏人恶人之分了呢?可见,在好坏善恶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同样的,在尊重人权与蔑视人权之间也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人们的财物被盗贼偷走抢走,无辜百姓被暴徒杀死,政府保护不周,破案不力,这是一回事;政府自己就去抄家去共产,去杀死无辜百姓,这显然是另一回事。没有一个政府能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上做到万无一失。在这层意义上,你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情况是完美的,无论那里的政府多么有诚意,多么能干。但是,一个政府只要有最起码的诚意,它就可以不去做出任何侵犯、践踏人权的罪行。在这层意义上,尊重人权的政府与蔑视人权的政府善恶立见,泾渭分明。□

——《北京之春》199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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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对民主党事件的几点看法 [Original] 2006-6-3 12:04am

对民主党事件的几点看法
浙江、山东等地的异议人士争取组党的努力,值得肯定。这次,中共方面的反应颇出于一般人的意外,于是引起各种推测。
照我看来,现在,中共是在用法律作手段对付异议人士。你申请组党,它承认那不犯法,但是它可以不批准;你要是不等它批准就以党的名义活动,它就说你是“非法组织”、“非法活动”,就要镇压。别人抗议侵犯人权,它就说是“依法办事”。例如集会游行,你可以申请集会游行,但批准权在中共手里,它可以有选择地批一些又不批一些,以此达到控制的目的。这绝不是法治,只不过比过去的无法无天要好一些。
应该说,中共采取这种做法比起以前多少算是进步。因为那意味着它已经承认或默认,人民提出组党要求本身不再算“犯罪”。就象当年郭罗基状告中共国家教委,明知法院不会受理,但当局也没有因为你告状就给你定罪。这有利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和反对运动空间的开拓。
山东的异议人士前往民政厅办理申请手续时,民政厅的官员予以正式接待,并对申请手续提出若干要求和意见,看那样子,好象只要手续完备就真要批准似的。其实不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郭罗基告状,法院还派出专人送达出庭通知,收取了八十元钱的诉讼费,很是煞有介事,但后来还是“不予受理”。几个月前,广州的异议人士提出组建独立工会的申请,按照当局的要求准备好各种材料交了上去,结果仍是被拒绝,还遭到警告。
有人怀疑,这次当局对申请组党者作出比较开明的姿态,会不会又是“引蛇出洞”?我看不是。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中共专制是处守势而非处攻势。要是蛇们不出来,它正求之不得,何苦还去招引?再说,出洞的蛇已经不少,何消你再去引?


眼下的组党活动,由于可能投入的人数有限,实力单薄,故而不可能成功。除非是当局自己具有更多的改革诚意和决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局愿意比较主动地推行政治改革,它会依照某种轻重缓急的权衡,不可能其他什么都还没改呢,倒先允许了反对党。
另外,虽然这次事件多少可以说明,时到而今,当局已经承认或默认了提出组党要求本身不再算“犯罪”,但考虑到专制行为特有的无规则性,就连这一点也还不是有十足把握的。五月民运之前的印尼,有这么一种说法:“十个人上街抗议,政府不理你;一百个人上街抗议,政府要抓你关你;一万个人上街抗议,政府就会和你谈判。”大概正是出於这样的理由,有些异议人士对最近起来的组党热表示忧虑。我认为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样的时刻,对这样的问题,我宁可失之保守,不愿失之冒进,因为失之保守到头来损害不大,也很容易补上,失之冒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坦率地说,如果当初王有才是找我商量,我多半会建议他先迈出较小的一步试试看,例如申请成立人权小组之类。数月前,秦永敏和徐文立就打算成立一个人权小组,秦永敏还以组织的名义发布过一系列通报。就在这次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森女士访华前夕,吉林的冷万宝、安福兴申请成立“经济社会权利促进会”,以倡导、宣传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人权公约为宗旨。这些组织虽然也没被批准,但考虑其风险、机会与实效,勇敢者不妨继续尝试。
当局对申请组党者的态度显得宽松,使不少人忽略了它在其他事情上的严厉,例如它对工人活动家的压制,对人民代表竞选人的压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着眼於动员民间力量更为有效地向当局施加压力,我认为,还是选择那些更基本的原则(如言论自由原则)和那些更容易赢得民众关注的问题(如重评六四)作为诉求目标好些。这也有利於赢得当局内部的改革派的同情与回应。不错,这些诉求由於已经在过去被人们反复提出而显得不够新鲜,但是,该重复的就得重复。
中国民主化的突破必须靠积累起坚强的实力。现在,民运的最大困难是民众的冷感症和犬儒病,为了克服这种病症,我们必须能沉得住气,不松懈,不浮躁,切切实实地做好各种深入细致的工作。

——《北京之春》1998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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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社会稳定与个人权利 [Original] 2006-6-3 12:03am

社会稳定与个人权利
总的来说,克林顿在这次访华期间发表的讲话是很好的,但也有个别不妥之处。克林顿在上海讲到:“中国的历史使它对动荡不安非常敏感,也因此比较不能容忍个人权利。”这话就讲错了。事实恰恰相反,半个世纪来,中国发生的一切动荡不安都不是由于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当代中国,绝不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因而牺牲了个人权利,而是因为牺牲了个人权利,才导致了社会动荡。
只举两个例子就够了。在1959-1961年间,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重的大饥荒,饿死者“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这个数字引自中共官方头号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一书)。造成大饥荒的根本原因还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着名经济学家、哈佛教授森(Amartya Sen)证明,人类历史上的大饥荒,没有一次是发生在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地方。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就象李志绥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个人权利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晋惠帝年间,一些地方闹饥荒,大臣向皇帝报告,有老百姓饿得没饭吃。晋惠帝问:“他们干吗不吃肉呢?”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在六十年代,中共大力开展所谓“忆苦思甜”运动,要老工人、老贫农向我们青少年“大讲旧社会之苦,大讲新社会之甜”。本来,这些老工人老贫农都是由党组织精心挑选过的,对“旧社会”最“苦大仇深”的,他们讲话的内容也都经过党组织的精心指导,但即便如此,讲的人讲着讲着总会讲漏嘴,一不小心就讲到六一年六二年——“要说苦,六一年六二年那才叫苦呢”!由此可见,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旧社会”造成的各种苦难,通通比不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这才是中国的历史给我们的最深刻最惨痛的教训!
另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连中共官方也承认文革是“十年动乱”。众所周知,文化革命是从毛泽东下令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这正是以言论治罪的典型案例。刘少奇死无葬身之地,这表明连国家主席都没有半点个人权利。文革期间,受迫害者加上被连累的家人数以亿计,归根结底都是没有个人权利造成的。凭着大跃进四千万死者的名义,凭着十年动乱亿万受迫害者的名义,谁敢说当代中国的动乱是因为有了个人权利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任何以社会稳定的名义继续压制个人权利的说法做法都是对我们民族苦难历史的最大背叛。
克林顿在上海讲的这句话,看来是受了江泽民观点的影响。现在,中共当局一再告诉外界,根据中国的历史教训,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需要“稳定压倒一切”,因此需要牺牲个人权利。克林顿看来把这种说法当了真。我这里仅作一简单说明,其实更是批评中共当局的这种错误的理论。

——《北京之春》199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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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Original] 2006-6-3 12:03am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杨瑞(RAE YANG)在她的回忆录《吃蜘蛛的人》(SPIDER EATERS)里提到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感到困惑:自己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抑或自己本来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杨瑞想起这个故事,因为她感受到类似的困惑。她曾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被周围的人爱着,也爱着周围的人;可是后来,她变成了一个满口冲冲杀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批斗自己的老师,批斗当权派;后来,她自愿奔赴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在农场养猪,不嫌脏不嫌累,说话粗声大气,连喝几杯酒都不脸红;再后来,她又以自学者的身份(她只有初中学历)考取研究生;其后又自费赴美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在美国同事的眼中,她是地道的中国人,然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已经非常西方化。当杨瑞回忆自己的过去,看到的是一个个在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我”,她忍不住要问自己:这一个个的“我”难道会是同一个人吗?这个人难道就是我自己吗?在这一个个“我”中,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以为杨瑞是来到了西方后才发生了认同的困惑。事实上,留在本土的中国人也有类似的困惑,而且往往更强烈。正象崔健的一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不是我弄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太快。”从那以后又过了差不多十年,中国又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一般人在生活中的位置、角色以及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相比之下,那些移居西方多年的中国人所经历到的变化常常还要少一些。华侨的中国性每每停格于他们去国的时代。无怪乎这批新华侨们偶尔回国探视,常常在母国的巨大变化面前感到迷惑莫解。街道市容变得难以辨认还在其次,更大的变化在于人们的言谈举止作派以及彼此打交道的方式。这和过去的情况不一样。过去,海外游子回国,国人嫌你洋气;如今却相反,如今是国内人嫌海外人土气,另外还嫌海外人呆气,也就是嫌你在为人处世上还要遵守某些规则――或者是你过去在国内时就遵守的规则,或者是你到海外后习得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要么是国内的朋友们从来就不曾遵守过,要么就是让他们早扔到九霄云外了。
当代中国,变化巨大,变化频繁。当我们回首往事,试图给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作出一番整体的描述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支离破裂,缺乏一贯性,它不象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更象是几部互不相连的短篇:除了其中的人物没有变之外,其馀的一切都在变,从场景到词汇,我们似乎总是在面临新的陌生的、未曾预计到的生活,它使得昨天都显得十分遥远和毫不相干。我们的自我尤其在变,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面孔,我们总是在不断的调整设计,不断的从头开始,象在同一张底片上多次曝光,到头来连我们自己都认不同自己。这不是某些单独的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几代中国人的共同经验。


大变动难免不引起所谓认同的危机。现在,许多人都承认在文革的岁月中,我们迷失了自我,中国人变得不象中国人。那么,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听一听国人对现状的各种抱怨,尤其是对世态人心的强烈抱怨,我们就得承认,今天的中国人也不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在如此迷茫的情况下说“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世纪”恐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既然我们连下一世纪的中国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都没有明确的概念。
不能把这种认同危机简单地归结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似乎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和一百年前没有两样。不妨拿香港人、台湾人和大陆人相比,一般的感觉是,香港人和台湾人更现代或曰更西化,但同时也更传统。中国大陆人的问题显然与近半个世纪的共产党制度密切相关。这套制度既反传统反西化,但又是传统与西化结合的一个怪胎。讲到共产党统治对中国人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参照苏联和东欧的事例。直到苏联东欧实现民主转型之前,大陆的中国人都和苏联人东欧人更为相象,而和香港及台湾的中国人区别更大。共产党统治抹杀民族差异文化差异,曾经一度,它居然好象做到了这一点。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东欧,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彼此相似,官方树立的“共产主义新人”样板彼此相似,普通老百姓的工作态度生活态度彼此相似,就连这一制度的反对者,从独立的异议人士到大规模的群众
示威,其反对活动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也大同小异。问题在于,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太长,长到足以破坏旧的传统;共产党统治的历史又太短,短得它来不及形成自己的传统。共产党今日的失败和它昔日的胜利一样彻底,是故,在后共产时期,我们看到的象是一片精神的废墟。

去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官方主办的歌舞庆祝大会。大会的主题歌叫“我是中国人”。这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流行的一首合唱歌曲,名字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人有归属的需要,他需要把自己归属於人类的某一群体。我们知道自己是人,因此,我们不会问自己“我是什么”,我还会问自己“我是什么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後,民族主义迅即填补真空的原因。亨丁顿指出,冷战之後,世界面临的是文明的冲突。中国人则被归为儒教文明。可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身上到底还有多少儒教文明呢?过去,人们自称无产阶级,自称革命派,那固然不等於说他们自己就已经很无产阶级化了,很革命化了,但那至少表明他们愿意用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的标准要求自己。现在,儒教对国人却并无此等规范作用。毕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不同於血统意义上的中
国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变成的。不错,生而为中国人,我们更倾向於在中国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归属,可是,什么是中国文化?时至今日,在中国的文化早已不止是传统的中国文化。我们对知识的欲望、对物质的欲望已经从传统的限定中解放出来。这就使我们很难再回复到传统的中国人。其实,当一些中国人宣布“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时,那无非是说,凭着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当然,也是凭着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中国、中国人将在下一世纪的世界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至於说那时的中国和中国人将具有怎样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又将怎样的相异於美国或俄国性,在它们之间,究竟是相似重於相异,还是相异重於相似,则往往未被涉及。

众所周知,一百年前,中国的大门是让西方的大炮给轰开的。然而,中国这一次对外开放却是源自其内在的冲动。这一次是中国人主动地走向世界,可是它又不同於文革。文革期间,国人也有过走向世界的冲动(虽然并不曾实践),见之於当时流行的革命口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这个口号看上去是民族主义的,其实倒更是世界主义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毛主义不仅适用於中国,也同样地适用於全世界。毛主义的伟大不在於它是中国的,因为真理没有国界之分。正象当初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在被西化;正象当初中国人决定走俄国人的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就在被俄化;同样的,把毛主义大旗插遍全世界也不意味着把世界中国化,不等於传统的“以夏变夷”——当然,在这个口号背後不是没有中国人的民族骄傲。这一次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
也是基於世界主义。在八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讨论热潮中,许多论者把传统中国文化视为落後的同义词,把现代西方文化视为先进的代表。说来也有趣,当初的闭关锁国反而刺激起世界主义,推动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却又回过头来刺激起民族主义(越是和外国人打交道越是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看上去象是兜圈子,其实不然。因为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出於对西方的拒斥,不如说是出於对西方的接纳,是出於对人类价值标准的普遍性的肯定。当一些中国人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时,他们是希望在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能在若干重大指标上占据领先地位,而这些指标本身被视为普遍的,共同的,尽管它们主要是由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或规定的。孔子认为,人们在本性上是相近的,在习俗上则相距较远。这意味着,随着彼此间交往的增长,人们会在许多基本准则的问题上(如政治制度经济
制度)更趋於相似,而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则可能较长时期地保持下去。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中国会失去自己的传统呢?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如此博大丰富,某一部份的革除常常意味着另一部份的光大。君不见天安门城楼前矗立的两只高大的华表,两千年来它们一直作为装饰物,而且常常是用来炫耀权势,可是在远古时代,它被称为谤木,立於交通要道,供民众自由发表意见批评政府。一旦我们结束了专制的传统,我们不也就是光大了我们的自由的传统吗?□

——《北京之春》199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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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自由化新浪潮 [Original] 2006-6-3 12:02am

自由化新浪潮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知识界――主要是北京知识界――表现相当活跃,政治改革重新成为热门话题,自由民主的呼声又见高涨。对此,海外媒体也有报导,尤其是四月二日一期的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和四月十三日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分别发表文章予以述评,并不约而同地以“北京之春”作为标题。我们将这两篇文章译成中文于本期刊出,供读者参考。
这一次自由化新浪潮的兴起,大体上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随着一代强人邓小平的去世,政治高压免不了会有所削弱。就算新领导无意放松控制,但由于他们尚不具有强人所特有的权威,故而总会出现某种松弛;
新领导要深入推展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尽管这些改革本身未必含有自由民主的内容,但多少总会引出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变化,这就给那些先前受压制的观点理念提供了一定的表现机会;
中共当局同意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不论是否出于诚意,毕竟会使得人权观念得到更大的传播空间;

中共当局力图改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继去秋江泽民访美之后,柯林顿又将于今年六月访华。在这段时间内,中共当局不能不有几分顾忌,很难采取明目张胆的大规模压制措施;
亚洲金融风暴促使国人对所谓亚洲模式进行反省和批判,也就是对那种只经改、不政改的模式,对邓小平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对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进行反省和批判;
几个东欧国家,还有俄国,近年来情况出现普遍好转,从而证明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强劲活力。反观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引出的问题和遗留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越严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政治开放。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将举行百年校庆,世界各地着名大学都将有人参加,江泽民要在人大会堂发表讲演,另外,柯林顿在六月访华期间也要在北大发表讲演。这些都可能有利于营造出一种比较开放、比较宽容的政治气氛。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迄今为止,这次自由化新浪潮基本上还只是改革派知识份子的自发活动,其活动范围还只限於知识界和少数校园。众所周知,六四後,国内知识界出现明显分化,一部份转趋保守,一部份远离政治,坚持政治改革方向、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处境仍然很艰难。此外,我们更须看到,就在知识界出现某种松动的同时,中共对社会上的异议人士的压制却依然如故,我们没有理由对眼下的形势盲目乐观。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知识界的相对宽松局面会持续多久?中共新领导是否有意实行政治改革政治开放?许多人都很关心中共上层的动向,不过,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讨论问题。
记得在八零年北大竞选运动时,我积极鼓吹言论自由,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共鸣。讲到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我说是因为人民的不觉悟。有同学不以为然,他们说那分明是当权者坚持专制独裁镇压反对意见的结果,怎么能怪人民不觉悟呢?我回答说,屋子里漏雨我们不能怪老天爷,我们只能怪屋顶没修好。天总是会下雨的,当权者总是会滥用手中的权力的。因此,在形势略显宽松之际,我们不是要一味向前冲,去试探当局的容忍度,而是要加紧修屋顶,铸造社会的抵抗力。
我一向不爱讲“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一类大话,因为我不信奉历史决定论;再说,我们也不是因为预先得到了历史老人的成功担保,这才去投入自由民主事业的。人类社会的演变并不存在着和自然界一样的所谓客观规律,但是它确实可能存在着某种趋势。在今日世界,自由民主就是大趋势。当二十年前,中共决心开展改革时,它何曾料想到会改到今天这步田地,而且还欲罢不能。眼下,中共还没有接受自由民主这套制度理想,但是它早已拿不出任何替代品与之抗衡。一党专政终将结束,这点已无人怀疑。问题是,我们如何使它结束得早一些,更早一些。□

——《北京之春》199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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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印尼政局的警示 [Original] 2006-6-3 12:02am

印尼政局的警示
印尼政局动荡,举世为之关注。
去年夏天,印尼爆发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组织试图相助,但未能避免形势恶化。不久前,当局下令调涨油电价格,导致民怨鼎沸,社会骚动。首先是大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广大民众支持参与。当局恫吓无效,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群众益加愤慨,抗争持续升高,反对派领袖大声疾呼,政府内也发出不同声音,街头出现骚乱,出现多起纵火抢劫事件,出席开罗会议的总统苏哈托不得不提前返回雅加达,一方面表示自己可以下台,一方面调集军队进城。到眼下(5月15日)为止,印尼局势尚未平定,未来演变趋势如何也难以预料。
自1965年9.30事件以来,苏哈托独掌印尼大权已有三十多年。他一方面强施铁腕,政治上厉行高压,一方面鼓励经济,大力改进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在这段时期里,印尼的人均收入从五十美元升至一千美元,增长速度不谓不快;但与此同时,印尼在政治上的腐败黑暗也骇人听闻。苏哈托家族霸占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各路要津,其家族财产倾国倾城。苏哈托治下的印尼,权钱勾结,贫富悬殊,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印尼模式是所谓新权威主义的典型,它所造成的问题,暴露的弊病以及引发的严重动荡,在同类国家中都有着相当的普遍性。
印尼政局向世人,尤其是向我们中国人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警示。
本来,这次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早就宣布了所谓亚洲模式的神话的破产。

如今印尼的政局动荡,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模式的深刻危机。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印尼有的问题,中国无一不有,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印尼当局没有搞共产、搞大跃进、搞文革的历史,也没有今天中国面临的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的现实问题。以专制的方法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扩张期还好说,一遇到收缩期就多半混不过去。今天印尼发生的动荡,有人称为人民革命,有人称为暴民动乱。其实两者兼而有之。问题不在于你对这种动荡是赞成还是反对,问题不在於你对这种动荡是赞成还是反对,问题在於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就向我们发出警报,除非我们不再拖延,真刀真枪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化民主化,否则,类似的动荡就很难避免,而且很可能比印尼的动荡更严重。
同样是金融危机,南韩、泰国则未见引发如此动荡,这无疑与南韩、泰国比较民主比较开放有关。民主国家虽然常常处於各种利益的公开冲突之中,显得不如特定阶段的专制国家那么“安定团结”,但归根结底,民主国家的稳定度要高得多。这对於那些附和中共“稳定压倒一切”论调的朋友们,难道不是极有启示的吗?
在这次事件中,不少商人受到冲击,店铺被劫掠,住宅被焚烧。此种行为我们当然反对。但正如一些分析家指出的那样,这是否也和某些商人自身有关呢?有的商人只顾自己发财,不关心政治改革。他们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利益,但他们不是去积极地推动法治建设,反对特权腐败,而是玩弄贿赂拉关系一类小聪明,与权势相勾结。这就很难不招致一般民众的反感了。遇上局势动荡,他们很容易沦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其间还难免良莠不分,玉石俱焚。这个教训,也值得国人认真吸取。
未来印尼走向如何,一时还不能断定,旬月之内或许会有个眉目。我们仍要密切追踪观察。发生於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经历了一段平静期之後,看来又将迎来新的高峰。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人们发现,除了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有第二种理想的替代品。我们应该有信心,在我们的手中结束专制,实现自由民主,让古老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北京之春》1998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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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柯林顿访华之我见 [Original] 2006-6-3 12:02am

柯林顿访华之我见
本月下旬,美国总统柯林顿将按原计划访问中国。此举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赞成者认为,柯林顿访华有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助于思想界的宽松气氛,有助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传播。赞成者认为,如果美方取消这次访问,只会使中共内部的强硬势力猖獗,刺激那种反西方反民主的狭隘民族主义泛滥,进一步压缩国内民主力量已有的活动空间。
反对者认为,鉴于中共当局在人权问题上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善,柯林顿在这种情况下访问北京,只能视为对专制者的姑息,只能助长专制者的气焰,挫伤中国人民对民主国家的信任与希望。反对者认为柯林顿应该取消或推迟这次访问,以显示其原则立场,向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反对者也承认,假如柯林顿这样做,中共很可能依然拒绝让步,甚至很可能更倒退更恶劣,但是那样一来势必会加剧专制者与广大民众的矛盾,促使更多的民众投入积极的反抗,从而加速专制的败亡。这就叫长痛不如短痛。
以上两种观点,在反专制、争民主的基本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对柯林顿访华一事究竟会在中共内部和中国内部引起何种效应,双方的估计不尽相同。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估计。依照我的推测,假如柯林顿取消这次访问,中共当局并不会因此而作出让步,它倒很可能转向更强硬,因此对国内民主力量不利。诚然,中共这样做是会加剧广大民众与专制者的矛盾,但是依我的估计,面对专制者的进一步高压,从六四重创中尚未充分恢复元气的民众未必会奋起反抗,很可能倒会陷入更大的消沉。痛是更痛了,短却并没有短。
我不大相信第二种估计,不过我并不反对第二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自有它的意义。我们知道,在美国朝野也有不少人反对柯林顿这次访华行动。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不仅能促使柯林顿在和中共打交道时不放弃人权原则。同时,它也能加强柯林顿在和中共打交道时的讨价还价的本钱。中共既然也清楚,这次柯林顿如期赴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倘若你中共不在包括人权在内的一些问题上好歹作出某种表示,只怕柯林顿回去后没法交代。如果柯林顿这套政策碰壁破产,更严厉的一套主张势必会取而代之,到那时美国政府必将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对中共自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但其恶劣程度大致而言有所减轻。柯林顿政府以此为据,要继续他的交往政策。这次北京之行会产生什么效果,还要看中共的反应。一般人预期,这次柯江会谈或之後,中共方面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表示——但不能指望会有实质性的进步。这样的效果自然不坏,但也说不上多好。由此联想到我们的职责,除了继续不断地提醒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予以关注之外,我们也应加强具体对策的研究,看一看国际社会还能从哪些问题入手向中共专制施加压力,并可望获得积极
的效果。西方政府中固然会有见利忘义之辈,但也有不少人是热心推进人权事业,只是苦於找不到有力的、可操作的切入点。换言之,从国际社会的角度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这项工作仍然还有拓展的余地。当然,归根结底,中国人权状况的实质性改善必须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本国的活动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之春》1998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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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评中共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计划 [Original] 2006-6-3 12:01am

评中共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计划
据报道,中共当局正在与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由江泽民决定作出有条件让步,计划在未来数年内逐步向外资开放文化市场,预计三年后开放出版及期刊市场,五年后开放报业,八年后开放电子媒体。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信息。另外又有小道消息说,中共也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应该看到,中共提出此类计划,并不等于它已经作出实行出版自由的承诺。不过,若和以前由政府垄断出版业的情况相比,这仍是一个有限的进步。
我们知道,出版制度历来有两种,一曰预防制,一曰追惩制。预防制是指对出版物在其出版之前进行干预和限制。预防制有四种形式。(1)检查制:在检查制下,虽然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但出版物必须经国家书报检察机关审查通过后才得出版。(2)特许制和(3)保证金制:要求出版社或报刊的开办与发行必须预先得到行政机关的批准认可,编辑人员必须经过审查许可后方许使用。如果报刊方面一定要用国家不许可的编辑,国家则收取高额的保证金。(4)报告制:要求出版者事先报告有关行政机关,出版后须将出版物呈送有关机关备案。关于追惩制,其意义有二:一、政府对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事先不加干涉和限制;二、出版物如有违法行为则由法庭依据法律实行事后惩罚。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形式的预防制都是对出版自由的否定。唯有追惩制才可能保障出版自由,但还需有两个其他的条件:其一是有关法律中不得有思想罪或意见罪,其二是对违法出版物的事后惩罚的机关只能是独立审判的陪审法院。否则,追惩制下依然无所谓出版自由。例如文化革命时流行的大字报,有人称为变相的出版自由,其实充其量只能算是追惩制。在当时,法律明文规定有思想罪意见罪(所谓《公安六条》即为突出一例),司法机关毫无独立性可言,所以根本谈不上出版自由。以上分析表明,即便在未来数年内,中共兑现了它的对外资开放文化市场的计划,兑现了它的允许公民自行经营出版业的计划,那固然较此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很可能和真正的出版自由仍有相当的距离。
众所周知,共产极权制度是古今中外最为彻底最为极端的专制制度。它对出版自由的压制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如果我们把传统专制下的书报检查制度比作屠婴,那么,极权制度下的书报检查制度则有如避孕。长期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争取出版自由而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民主墙时期的民间刊物就是一次争取出版自由的伟大尝试。当时,中共内部也有一批自由派人士积极努力,试图给民间刊物以合法地位。他们提出了制定出版法的要求,但遭到强硬派的坚决否定。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民主墙运动虽然未能实现出版自由的目标,但人们并没有放弃信念,放弃奋斗。
在八零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中,许多学生都提出了出版自由的诉求,有人还拟定了出版法草案。在八九民运中,出版自由更是千千万万参与者的共同呼声。此外我们也应看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出版状况也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一些准同人刊物式的出版物已经悄悄出现,还有人则以买书号的方式出版了一些未经官方事先审查的东西。进入九十年代,上述状况又有了持续的发展。尤其是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了出版自由的原则。这对于出版自由的未来前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今,中共提出了逐步对外资开放文化市场的计划(或许还有开放民营出版业的计划),未来是否实行尚有待观察,但是,单单是中共作出此等表示,那本身就已经表明一种趋势,一种为专制者难以抵挡的趋势。有鉴于此,我们更应该坚定我们的信念,坚定信心,继续坚持理性的、韧性的奋斗。有些朋友只习惯于在高潮的形势下看到自由化的伟大胜利,他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所谓低潮的形势下,自由也在顽强地向前挺进。□

——《北京之春》1998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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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是“分享艰难”吗? [Original] 2006-6-3 12:00am

是“分享艰难”吗?
近几年来,国内文学界出现了一类反映改革下的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小说,有论者将之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
正象“伤痕文学”得名于小说《伤痕》一样,“分享艰难文学”得名于一部小说《分享艰难》(刊于《上海文学》1996年1月号,作者刘醒龙)。这类小说的故事发生背景,或是尚属贫困的乡镇,或是濒临破产的国营企业。主要人物有三种,一是共产党干部(乡镇领导、厂长),一是“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一是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作品多多少少描写到一些群众的生活窘况,描写到一些大款大腕的权钱挂钩、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也描写到官场的腐败和倾轧,有时还借个别受损害的群众之口蹦出两句直接骂共产党的话来。因此被不少评论家称作“新现实主义”。
何谓“分享艰难”?看来是指让遭受损害的群众和共产党干部分享艰难。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大家好,但在其过程中,免不了会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要求老百姓多多体谅。再说,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领导的也是人,他们也要追求他们的利益,只要还能想着点老百姓也就不错了。至于那些大款大腕,虽然他们财路不正,为富不仁,品行恶劣,但是要致富还离不开他们,只要领导能够巧施权术或者是制造点戏剧性的感人场面使其良心发现几分钟,让他们好歹也掏点钱出来偶尔地济济贫,大家也就该对他们多多包涵,连作奸犯科之事也就只好眼睁眼闭了。
“分享艰难文学”意在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虽然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但是大家毕竟生活在一处,要有同舟共命之感,彼此间要多包容,多协调,多沟通。这些作品大都很强调良知,强调人情,强调道德感化。其中有些煽情的段落,使我不禁回想起六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北国江南》。该片被当局定为大毒草,罪状之一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情味”。我是打了预防针去看电影的,所以倒不容易“中毒”,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当看到片中最富人情味的那一段时,我心里却隐隐地冒出几丝莫名的反感。事后分析起来,那多半是反感于它的夸张做作,倒不是反对它宣扬的理念(我那时绝无此等觉悟)。如今读“分享艰难”之招人反感,不仅在于它的媚俗煽情,更在于它意图传达的理念。没有法治下的平等权利,没有对权力的分享,凭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去和专制者“分享艰难”?
我当然知道,为富者未必皆不仁。我也承认,在朝者未必无清官。“分享艰难文学”的作者都很聪明,他们写的是基层而不是高层。在中共既成体制下,中低层官员要想打出一片不同的新天地根本是办不到的,如果他不去反对体制本身的话。再有,小说占一个便宜,它允许读者见仁见智。例如《分享艰难》这个标题,到底是伪善的说教,还是暗示的嘲讽?实在大可怀疑。有部“分享艰难”类的作品,写到一位领导者讲授其为官之道。他说:“做政府的法人代表,特别要注意别在群众闹事时让步,要让也得等将来,这样就不会使他们养成遇事就闹的习惯。”这话要正着读,自然令人愤慨,但若是把它读作对当政者权术与心态的揭露,那不是也满有意味的吗?
《分享艰难文学》的出现至少是一个信号,它表明经济改革的蜜月期早已结束。如今中国的经济改革显然遭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普通群众的不满情绪显然有所增长。有人说,在这时更需要加强专制,更不能开放自由民主。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前些年经济形势看上去还好的时候,当局说那全靠专制之功,没有专制的铁腕,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就怪了:经济形势好,你说那证明专制的必要;经济形势出了问题,你说没有专制更不行。真是横也有理,竖也有理,总是有理。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打算对上述为专制辩护的观点再作批判。本期杂志刊发了一组有关改革之下工农权益的文章,有兴趣者不妨也找几篇“分享艰难”类的小说看看,此外,杂志过去曾发表过不少讨论有关问题的理论文章,相信读者们可以从中引出有益的思考和得出自己的结论。□

——《北京之春》1998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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