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笔会成员独立作家-胡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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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中共民主派的挑战 [Original] 2006-6-2 11:57pm

中共民主派的挑战
这次,本刊全文刊载了由方觉先生执笔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这篇文章定稿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最近由海外媒体首次予以披露,此前曾在国内小范围流传,我也早就从一位朋友那里辗转得到了这篇文章。据了解,这份民主派纲领乃是中共一批中层和高层官员们的共同思想和主张,其年龄是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属于新一代统治精英。据说,这份文件已送交中共政治局各常委和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另外还送交若干知名人士、政府官员和大企业主管。执笔者方觉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七八级),是八零年北大竞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方觉表示,在发表了这份纲领意见后,他要继续待在北京,也有能力继续待在北京。到本文发稿为止,方觉确实仍在北京。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它表达了党内民主派的强劲呼声。在中共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由民主,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据了解,有些中共十五大的代表就曾经郑重地提出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建议。去年十月,海外民运团体联合发表的致江泽民先生公开信,据了解也得到中共内部一批人士的高度肯定。前几年,文化界有人提出“失语症”的问题,其实,共产党才是得了失语症。共产党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什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神话,早已信誉扫地,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在非官方场合,许多共产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层干部高层干部,都已经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语言而采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词汇和概念。就连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一党专政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过渡到宪政民主。中共当局试图用经济增长的成就作为维持专制的理由。然而,一场横扫亚洲的金融风暴无情地揭示出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脆弱性,从而也使人们不得不修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即便当局动用集权之力暂时防止了危机的发作,可是,当一个机体得了严重的炎症时,光靠物理降温显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本来,中国经济发展包含的巨大矛盾,例如腐败、社会不公和道德失序,大家都有强烈的感受。用不着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提醒,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样畸形的经济发展竟会把中国带入千年盛世。中共还试图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对抗政治改革的要求。这一伎俩看来也注定了不会取得成功。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中共当局毕竟不同于一百年前的清政府。当年的清政府拒绝维新变法,反对以夷变夏,它所固守的那些原则——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等等——好歹都是中国的国粹。如今的中共则不然,中共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一项不是舶来品。可见,中共煽动的排外情绪不过是一场骗局。只有那些逢迎权势之徒才会在“说不”的口号下,一方面拒斥自由民主这些全人类的共同瑰宝,另一方面却又去维护一党专政这个发生于西方的政治毒瘤。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发表,应视为中共民主派对江核心的挑战。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包括江泽民在内的这批七十岁左右的主政者们也不是一点不懂新思维。我们可以猜想,他们在和贴心幕僚私下商议时,大概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是否要结束一党专政,开放自由民主以及何时开放,如何开放的问题。他们当然不情愿政治改革,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担心被改革潮流所淹没:如果不肯当蒋经国,只怕到头来成了全斗焕。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发表,引起了民间民主派的深刻共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海外的朋友们要努力运用各种传播方式反过来把这一组信息再大量地输入国内。我们应该有信心,中国民主化的伟大突破,并不象某些人想得那么遥远。□

——《北京之春》1998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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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一国两制”能适用于台湾吗? [Original] 2006-6-2 11:57pm

“一国两制”能适用于台湾吗?
香港回归已经半年了。从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显着的变化。不仅马照跑,舞照跳,而且民主派也照样活动,报刊杂志也照样出版。于是,有人就得出结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验是成功的,中共实行一国两制是有诚意的。接下来,这些人还向台湾发起宣传攻势,既然一国两制能够成功地应用于香港,它为什么不能再应用于台湾呢?
  上述观点无疑是错误的。首先我要指出的是,这半年来,香港不是没有变,而是变了很多。从回归的第一天起,由中共扶持的特区政府和临时立法会就主控了香港政局,而最获港人支持的民主派则被排挤到边缘。按照新订的选举法,在未来的立法机构中,真正的民意代表只可能处于从属地位。不久前,香港举行了回归后的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民主派成员甚至连候选人的资格都被剥夺。辩护者声称这是为了贯彻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的民主派只能在香港活动,若是进了北京的人大会堂活动,那岂不是“井水犯了河水”?可是照这种说法,河水早就犯了井水。正如我在〈中国统一之我见〉(1988)一文中讲过的那样,“一国两制并不对等,因为自由和专制并不对等。”“所谓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你搞你的民主,我搞我的专制。你那里搞民主,这意味着我可以在你那里
反对你,我这里搞转制,这意味着你不能在我这里反对我。”当然,民主社会应该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只要共产党也能认真遵从民主社会的共同法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早就违反了民主社会的一般规则。与此同时,中共又阻止别人在它的地盘上从事合法的反对活动。这是双倍的不对等。

  说到香港的变化,其实,中共接收香港本身就意味着香港的重大变化。好比一把刀悬在别人头上,即使还不曾落下,那威摄效应就已经发生。所谓“媒体自律”,所谓“忽然爱国”,无非威摄效应而已。不错,迄今为止,香港还保存着相当的自由空间。这一来是香港民主力量的顽强抗争,二来是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另外也和共产党的某种自我克制有关。依我之见,中共之所以采取这种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台湾示范。这意味着,假如日後台湾也被纳入一国两制,那么,兔死狗烹,中共对香港很可能就不会如此宽大了。因此,和某些人的推论相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某种“成功”,非但不证明它也可以应用於台湾,恰恰相反,正因为台湾还没有被纳入一国两制,这才使得一国两制能在香港获得某种成功。因此,为了让香港的自由橱窗继续存在,我们就不该支持、而应该反对把台湾纳入一国两制
。在这里,你不能片面地要求我们相信中共的所谓诚意,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制衡的绝对权力。

  众所周知,台湾的情况原本就不同於香港。香港人接受一国两制多半出於无奈,台湾人又何苦把自己装进中共的“一国”之中。近些年来台湾的历次民意调查和选举结果都表明,绝大多数台湾人并不接受一国两制,也不愿意和专制下的大陆“急统”。他们希望维持现状。不少大陆的朋友担心,长此以往,两岸统一便愈发渺茫了。有人甚至赞同中共用武力统一台湾。这种想法极其危险。就算中共武力攻台获胜,由於它只会激起被征服者一方更强烈的仇恨和离心意识,故而使得以後的反叛和分裂更加不可避免。诚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在武力统一之後,历经若干世代,双方的民众倒达成了感情的和解与融合,最後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但是,以中共政权的强弩之末,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延续一百年两百年,因此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统一。还且不说现代战争的残酷血腥,还且不说专制征服民主的倒行逆施。我们承认,若一味地维持现状,拖延统一,很可能导致两岸人民渐行渐远,很可能助长台湾民众的分离意识,这对於统一的前景十分不利。有鉴於此,眼下我们就更应该加速推进大陆的民主进程。大陆的民主化实现得越早,两岸统一的前景就越是光明。□

——《北京之春》1998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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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给江泽民上民主课 [Original] 2006-6-2 11:56pm

给江泽民上民主课
这次江泽民访问美国,从夏威夷起,到洛杉机终,一路之上,处处遇到抗议示威;不论是在华盛顿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在哈佛面对听众讲演,时时都受到严正的质问。这不可能不给江泽民及其一行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可以说,这次江泽民访美,其实也是让自己上了一堂生动具体的民主课。
江泽民有几段讲话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在十月二十九日于华盛顿和柯林顿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提到了在白宫前的示威抗议活动。他说:“这就是民主,对我也是个教育。”在十一月一日于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有人问江泽民对他一路遇到的示威抗议活动作何感想,江泽民回答说:“我到美国以来,从到夏威夷开始,我就对美国的民主有具体的体会,比过去在书本上学到的要具体得多。”在回答有关六四问题时,江泽民一改官方的统一说词,采取了迂回模糊的应对,先是讲政府如何注意吸取群众意见,然后又讲政府也会有缺点错误并要不断地改进工作。这段话立即招来各种不同的评论。不少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这段话暗含着为六四道歉之意。紧接着,中共外长钱其琛出面发言,他说江泽民在哈佛讲演中被问及六四时所说“政府也有错误”乃泛指一般事务而非关六四,钱其琛还说,只因为中共
领导人看到了美国的民主,并不表示他们就欣赏和愿意效仿。
我们知道,中共有两套话语,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套话是对内的,是对自己统治之下的人说的,另一套是对外的,是对自己统治之外的人说的,对内的一套话当然要容易些。共产党垄断了一切传播手段,它使得自己的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你不听也得听;更何况还有强大的暴力作后盾,你不信也得信。因此,对内宣传的语言常常是生硬的、武断的,它不顾事实,不顾逻辑,而且充满暴力威胁的暗示。对外宣传就不一样了。既然别人生活在自由世界,共产党的权力鞭长莫及,所以,简单的蒙骗和直接的威吓就派不上用场。和对内宣传不一样,共产党对外宣传的语言常常是低调的、多变的,它不是一味地否认事实,而是竭力强调某一方面的事实,刻意回避或淡化另一方面的事实。它专门制造概念的歧义,再利用概念的歧义造成逻辑的混乱并不断地转移问题,偷换问题。有时,它故意闪烁其词,模棱两可,让对方猜测,以为它有什么难言的苦衷;这样,无须乎明确的辩护就换来了对方的某种谅解,从而减轻了压力。
不难看出,上述几段引起争议的江泽民的讲话,正好体现了中共对外宣传话语的典型特征:低调、语意含糊、避实就虚,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话的含义太过引申。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讲话中要采用另一套话语,这本身倒是值得我们认真剖析的。且以江泽民哈佛讲演时回答六四问题的那段话为例,看上去那段话完全是答非所问,是回避,是掩饰;但是,任何回避、掩饰同时也必定是暴露,是显现。江泽民为什么不正面回答问题呢?因为他不敢。江泽民担心,若是当着一千名哈佛听众的面公开宣称杀人有理,只怕在现场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势必陷自己于极其尴尬被动的境地。需要指出的是,江泽民的这段答话估计还不是临时现编出来的,因为有关问题早在几天前就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并上了报纸和电脑网络,照理说江泽民和他的幕僚们应该早有所知早有准备。倘如此,江泽民刻意掩饰回避的心理就更加明显了。另外,江泽民关于民主的几段讲话,虽说是靠着措辞含混、模棱两可而使得不少听众产生了一厢情愿的理解,从而报以掌声,但这岂不是反过来说明了江泽民也知道民主才是潮流,只有接受民主才能赢得人心吗?在理念的交锋中,江泽民总是处于守势,比起当年赫鲁晓夫向西方人宣布“我们要埋葬你们”,比起当年毛泽东在回答别人批评他是秦始皇时公然说“我们比秦始皇还厉害一百倍”,实不可同日而语。
 
江泽民自知理亏,这其实是好事,这表明他心中至少还有一丝良知。问题在于,江泽民能不能把这一丝良知外化为相应的行动。正如各民运团体致江泽民公开信中所说,处在他的位置,“不为大善,便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敢不慎乎?”□

——《北京之春》1997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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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 [Original] 2006-6-2 11:56pm

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
当代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艾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于十一月五日因心脏病去世于英国牛津,享年88岁。《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他的死讯,并且极不寻常地用超过一版的篇幅介绍他的生平与思想,还刊出了他的两幅照片。这充分证明了伯林在二十世纪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伯林是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他对二十世纪泛滥一时的极权主义和乌托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评,指出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不论看上去多么美好,但付诸实践却只能导致流血、压迫和自由的毁灭。我们知道,极权主义最初只是思想家头脑中的观念,可是伯林警告我们,切莫对观念的力量掉以轻心,那些在教授宁静的书斋中孕育出来的观念完全有可能摧毁一个文明。马克思曾经提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靠物质的力量去摧毁。”伯林则认为――用我的话来概括就是――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精神的力量只能靠精神的力量去摧毁。对于某些思想家所能造成的巨大危害,只有靠另一些思想家才能消除。伯林不懈地致力于揭露极权主义的谬误,阐述自由主义的真谛,在本世纪这场自由与极权的生死斗争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伯林在政治哲学上的主要成就是对自由概念的分析。他分辨了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一是消极自由或曰否定性自由,一是积极自由或曰肯定性自由。所谓消极自由,乃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何种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而且应当被容许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行事而不受别人的干涉?”积极自由则是为了回答另一个问题,即:“谁有权强制别人去做在他、而不是在当事者本人看来是正确的事?”不难看出,混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种概念,或者是否认消极自由、以积极自由取而代之,其实正是造成极权主义以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基本理论依据。
作为一个富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反对把任何一种价值绝对化。伯林深知,由于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些多种多样的目标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互相包容,所以,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排除在人类社会中发生冲突和悲剧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永远需要在各种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加以权衡。鉴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伯林不相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按下葫芦浮起瓢,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总会引出另一个的问题的产生。伯林说,如果有人真的以为可能有一种包医百病、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那么他就很容易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方案,还有什么代价是不值得付出的呢?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残酷与血腥,其源盖出于此。
伯林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也很有意思。伯林赞成黑格尔的观点,自由存在于家园之中。他指出,归属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一个人需要归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他需要用这个群体自己的语言、传统、艺术和想象力来发展自己的情感世界。当然,伯林不赞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不过他又认为要克服某些民族间的相互仇恨是很不容易的。
伯林一生着述繁多,但没有鸿篇巨制,伯林本人倒不以此为憾。这或许是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关切所致。伯林的着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但他对各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知之甚深。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对非理性主义洞若观火。伯林极善于从他的对手那里吸取知识,这是造成他的着作既丰厚又明晰、既尖锐又不偏颇和富于风趣与机智的原因。
伯林对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特别推崇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髓想》,该书在大陆已有完整的中译本。台湾的学者翻译了伯林的《自由四论》和《俄国思想家》。不久前大陆出版的《公共论丛》也刊出了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宗师,伯林的思想是很值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真研究的。□

——《北京之春》1997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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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从十五大看民主化走向 [Original] 2006-6-2 11:55pm

从十五大看民主化走向
这次中共十五大,在民主化方面可谓全无进展。不错,这次大会依然采取了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公认的民主方式,但并未产生任何真正的具有民主意义的效果。有人将之归因于代表的民主意识不高,有了民主权利也不善加运用。另一些人则归因于现行选举方式的局限:虽然是差额选举,但差额只有百分之五;投票虽然是无记名,唱票却是黑箱作业。这些批评无疑都是正确的。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堂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大会,其民主程度甚至连普普通通的农民村镇会议都比不上。众所周知,在农村进行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农民都冲破了官方提名候选人的限制,自己提名,主动参选,唱票监票也都是公开进行。中共当局一再辩称,中国之所以还不能实行自由民主,是因为经济文化不发达,民众的知识少觉悟低。那么,为什么连“落后的”农民都能做到的事,堂堂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反而倒做不到了呢?由此可证,中共当局拒绝民主,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也有人替这种尴尬的现象辩护,他们说民主化应渐进实行,不可一步登天,先从村镇基层做起,再逐渐推广到区、县、市、省,最后到全国到中央。这种辩护不值一驳。因为所谓民主,本身就是针对最高权力。正象我们讲分权制衡,那当然是针对最高权力,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专制统治者充其量只能大权独揽,他不能不允许小权分散。为了防止属下的官员尾大不掉,他还必须对属下官员实行监督控制。另外,专制统治者的权力再大,他也很难一竿子插到底,他不能不给最基层留出某种自治的空间。譬如在中国古代,除皇帝外,各级官员的权力都受到诸多牵制约束,政府的权力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实行自治。以古鉴今,我们不应对中共当局眼下采取的某些举措给予过高的评价或者是一厢情愿地寄予过高的期盼。其次,就算我们承认,由于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民主只宜渐进实行,合乎逻辑的
做法也应该是先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的那一部分人开始。好比推广电脑,你不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却要从小学生幼稚园开始,说什么只有儿童们都能掌握电脑了才能推广到大人,这岂不是荒唐?问题是,中共当局既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又不敢彻底地、公然而然地抛弃民主的各种形式,所以它就使自己陷入捉襟见肘、自相矛盾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有差额选举,有无记名投票不一定意味着有民主。 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斯巴达是一个专制社会;但我们还要知道,斯巴达一向是实行选举的。在斯巴达,享有最高权力的长老会,除开两个世袭的王以外,其馀二十八个成员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什么斯巴达的选举制并不能使它成为民主呢?原因在于,在每一次选举中,候选人的名单都由原来的长老会单方面提出,公民大会只有表决权。更重要的是,在斯巴达,没有自由讨论,没有派别林立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型),因此在公民大会上,选民只是表决机器而已。哈贝玛斯指出,象斯巴达这样,名义上允许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以及全国人大和政协)之所以无民主可言,也正是由于代表们缺少真正的自由表达和公共交往的空间。至于说在这些会议上,也出现了弃权票、反对票,那固然表达了某种民意,但这种民意的表达一般只可能自限于特定的、无关宏旨的领域,很难对专制本身构成挑战和有所突破。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党代会或人大就这样地一届一届开下去就能够自动地和平演变,渐进地走上民主之路。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猴子们,就象现在这样的活法活下去,日后也能变成人。
 
时至今日,一般人早就对中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再有任何兴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失去信心。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专制不是都结束了吗?关键在于,民间民主派和党内民主派要不断地施加压力。所谓“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或“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一类论断都是靠不住的,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验已经提出了反证。“没有民主派就没有民主”,这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北京之春》1997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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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不平则鸣 [Original] 2006-5-23 8:54am
据说在三年大饥荒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讲过一句话,他说:“要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好,早就发生匈牙利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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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回归之后 [Original] 2006-5-23 8:52am
这次,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地庆祝香港回归,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多,动员层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近二十年来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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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展现民意 重建自信——推动基层人民代表选举 [Original] 2006-5-23 8:50am
在“六四”八年后的今天,中共的一党专制仍未出现任何松动的迹象,民间的民主力量由于屡遭压制而似乎陷入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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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从《天怒》看人怨 [Original] 2006-5-23 8:47am
大陆一位着名作家预言:“先锋文学、调侃文学的时代都已过去,接下来该是黑幕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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