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说真话
(Publish Date: 2006-6-8 6:06am, Total Visits: 321, Today: 1, This Week: 1, This Month: 3)

巴金与说真话
我在《哲思手札》里写过一段话:“在生活中当一个人人称道的好人并不难,只消做到以下两点──善良而不勇敢。”
巴金去世了,各方人士纷纷发表讲话或文章,都对这位老人表示哀悼和赞扬。这看上去很奇怪:如今的中国是高度分裂的,对同样的事情,当局与民间的看法往往不一样,有时甚至截然相反;那么何以在对巴金的评价上又如此一致呢?其实,我们和共产党对巴金的看法并不一致。我们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善良;共产党肯定巴金,是肯定他的不勇敢。
不久前我写过1篇文章祝贺刘宾雁80华诞,其中有一段提到巴金。我提到去年11月巴金过100岁生日,中共以罕见的高规格为老人祝寿,还特地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我写道:“由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这决不是什么荣耀。这是荒谬,是讽刺。尤其是对巴金。尽人皆知,巴金的文学生命硬是生生地毁在共产党手上,就连李长春在提到巴金文学创作的成就时,也只是提到《家》、《春》、《秋》和《雾》、《雨》、《电》这几部‘解放前’的作品。晚年的巴金力倡‘讲真话’,可是在‘6.4’之后这许多年,他究竟讲了几句真话呢?以他的年龄和地位,就是讲了真话当局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记得在83年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巴金和刘宾雁以高票当选为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一时传为文坛佳话。20多年过去了,一个成了被专制者利用当作点缀‘盛世’的花瓶,一个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象征。我无意苛责巴金这位老人。我只是说,在一个至今依然盛行文字狱的国度,作为一个以笔为生、以讲真话自命的作家,被专制当局宠幸不是证明你的幸运,而是证明你的不幸。”

四川作家冉云飞对巴金去世发表评论说:“49年后的中国,在我看来,名声不只是误会的总和,还是一种被政权利用的总和。”“80年代以降,巴老倡导讲真话、建文革博物馆,主张忏悔。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是很佩服他老人家。但到后来,逐渐被政权拿来作装饰品,到昏庸不知的2003年,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能建白一二,直到被利用至死。他不能说话这几年,也许这不是他内心的想法,但他能说话那几年,成了装点品,只能说他是默许的。巴老在年以前都可算时代的良心,这以后恐怕应该不算。”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谈到巴金时说:“他迎合很多他这个年纪可以避免说的话,但是他还是参与合作。我觉得他晚年是应该后悔的,他在病榻上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呀!说到他,你想他的《随想录》,他号召人们讲真话……”“是,他忏悔了,我觉得他的忏悔还比较感动人,但,他说,他最后的10年,他是以3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10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100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我对他这个说真话,我内心特别不满意就在这个地方,该说的真话何其多啊?!号召年轻人说,你自己躺在病榻上:‘你们说啊,说啊。’为什么你自己不说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他虽然是最早翻译赫尔岑的人,但是他离赫尔岑的境界何止十万八千里。”记者问:“像你刚才通过这本书拷问巴老,这样对一个老人公平吗?”朱学勤回答说:“好!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当巴老不号召人们说真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求他这样,当一个人以说真话为这10年生活的轴心,反覆地说、不断地说的时候,不要说我,就是街头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都有权利对这位要求说真话的老人说1句:‘你就说1、2句真话吧!’他自己把要求提出来了,人们要求他兑现这个要求。”

朱学勤的批评逻辑严谨,无可反驳。也许你会说:就算老人自己没有做到说真话,他提出说真话本身总还是对的吧。当然,当然。只是,那你又何必把说真话这句话和巴金联系在一起呢?难道这以前你就没听说有人提倡说真话吗?幼儿园的阿姨不是个个都教孩子们说真话吗(美国出过一本讲为人处世之道的畅销书,书名就叫《我所知道的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你干吗只说巴金教导我们要说真话,不说幼儿园阿姨教导我们要说真话?这不是势利眼吗?当我们把某一句话和某一个人联系在一起,那无非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要嘛,是这个人最先提出这句话,或者是对这句话做过最精辟的阐述发挥;要嘛,这个人是这句话的最好的实践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就“说真话”这句话而论,显然,巴金两条都不占。

不错,对巴金这样的老人我们不应该苛求;但前提是,你们也不应该过誉。不要再赞美巴金如何、如何提倡说真话了。我们可以、也应该赞美巴金早年的文学成就,赞美他的善良,赞美《随想录》里的忏悔,但不要去赞美巴金的说真话。也许现在你还没感觉,以为这是夸他。只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后人那里,人家觉得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还以为你是在讽刺呢。